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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四光:从辛亥干将到红色部长

上次更新时间:2015-08-26  文章来源:无佣网  作者:无佣网

  文|顾育豹
  1971年4月29日,李四光病逝,享年82岁。在追悼会结束时,周恩来指示李四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,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,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工作。
  一
  李四光,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。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,学写诗文。他勤奋好学,爱好劳动。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,中国惨败,清政府腐朽无能、丧权辱国的故事,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。
  他暗下决心,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,学会造船,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。1902年,两湖开办新学堂,李四光离开家园,到了省城武昌,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,因此学习未满两年,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。1904年7月,到达东京,入宏文书院习日语。
  1905年8月,李四光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。孙中山见其年轻,勉励他要“努力向学,蔚为国用”。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,报效中华的决心。1907年7月,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,学习造船机械,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。
  1910年7月,毕业归国,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。第二年秋夏之交,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,成绩优等,获“工科进士”称号。同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成功,推翻了清政府,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,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,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,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。
  不久,袁世凯窃权,篡夺了革命果实,辛亥革命失败。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,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。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,不如再读书10年,准备一份力量。1913年7月,获临时稽勋局通知,官费保送留英学习,入伯明翰大学。考虑到为祖国造船,不能没有钢铁,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,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,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,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,开始专攻地质学,走上了“科学救国”的道路。
  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逝世。国民政府选拔六个人为孙抬棺送灵。选拔的标准是:一、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;二、在辛亥革命中有贡献;三、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。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四光便成了这六人中的一员。
  4月2日,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,到中央公园社稷坛(今中山堂)为孙中山抬棺送灵。孙中山的遗体棺被抬到门外后,放到高架灵梓上,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,前往西山碧云寺。李四光则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的万牲园。
  1937年7月7日,日本发动全面武装侵华战争,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。在事变前后,蒋介石、汪精卫在庐山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,名曰交换对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方面的意见。李四光作为首批邀请对象到了庐山。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态度,所以,上山后先是拜访了曾经与他在日本、南京有过交往的汪精卫。一见面,他就提出“现在再不打,别无出路”的观点。汪精卫却大谈不能打的道理,这使李四光非常失望。当蒋介石、汪精卫正式举行谈话会时,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。
  由于李四光不卖蒋介石的账,加上他一贯反蒋,当传来蒋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后,为了家人的安全,全家搬到农村去居住。幽静的环境,更让李四光静下心来从事科学研究。在煤油灯下,他完成了《二十年经验之回顾》、《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》等论文和著作的初稿。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,但他不因此而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。1941年,李四光获得“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”奖金。
  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,地质研究所也迁回南京。1946年11月,李四光乘船由重庆准备回南京。这时,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半年,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。到南京时,尽管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码头迎接,但他没有下船,直接到达上海。1948年2月,他应邀参加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。会后,他没有立即回国。
  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,国民党要员纷纷南逃,地质研究所被通知搬到广州中山大学。在国外的李四光知道这个消息后,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,希望同事们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。由于他的反对和地质研究所的其他同事的努力,地质研究所留在南京,解放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  1949年4月初,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。出国前,周恩来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李四光联系上,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。郭沫若遵嘱,给李四光写了请他回国的信。南京解放后没几天,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,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,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,欢迎李四光回国。
  正当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起程的时候,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。他们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,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,如果不办,就要扣留他。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了英国。当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来找李四光时,他已经到了法国。1950年4月6日,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。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,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。
  二
  旧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:中央地质调查所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、矿产测勘处。通过调查和征求地质工作者的意见,新中国政务院批准建立“一会、二所、一局”的方案:一会,即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,后改为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;二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;一局,即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。
  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后,全国地质工作和地质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。但是,很快发现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。1952年8月10日,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成立地质部,任命李四光为部长。从此,李四光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。
  外国的地质权威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,得出的结论是: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,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,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,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。总之,中国是一个贫油国。
  这是权威下的定论,中国地质界相信这个定论的正确性。但只有一个人例外,这个人就是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。
  还在1928年,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,对“中国贫油”的定论提出了挑战。1935年再次提出中国可能找到石油。但是,要推翻权威的定论谈何容易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济建设迅速发展,对石油的需要更大。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瓶颈。
  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:“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。从东北平原起,通过渤海湾,到华北平原,再往南到两湖地区,可以做工作……”
  毛泽东把李四光找到中南海,十分担心地问:“有人说‘中国贫油’,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?如果中国真的贫油,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?新中国要进行建设,石油是不能少的,天上飞的,地下跑的,没有石油都转不动。”
  李四光非常明白毛泽东的话的分量,他要为领袖分忧。领袖的信任,更是他努力向前的动力。他一直不同意“中国贫油论”。一次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报告时,根据自己的地质理论,扳着指头说,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:第一,青、康、滇、缅大地槽;第二,阿拉善—陕北盆地;第三,东北平原—华北平原。
  李四光的报告给人们以鼓舞。他在详细地分析这三大含油远景区域的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,明确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、黑河地区、四川盆地、伊陕台地、华北平原、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。
  1956年3月,他出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。在他的指导下,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开始了。通过普查,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含油远景区。 李四光的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力支持,邓小平在1958年主持召开了石油促进会。根据李四光的理论,中国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平原,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。
  事实证明,李四光的分析是科学的。1960年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,就在这一年,大庆油田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。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,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、大港油田、胜利油田、华北油田等大油田,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,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。这样,不仅摘掉了“中国贫油”的帽子,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。
  1964年12月20日,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。作为人民代表,李四光参加了这次盛会。会议期间,毛泽东接见了他。一见面,毛泽东就亲切而幽默地对他说:“李老,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!”
  正在练太极拳的李四光还真的以为毛泽东问他打太极拳的事,就连忙解释说:“前几年动手术,身体不太好,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,但打得不好。”
  其实,毛泽东所说的打太极拳是指找石油,是对李四光为中国找到石油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。当李四光恍然大悟后,更加感到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是多么和蔼可亲。
 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周恩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: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,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。”
  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到这里,禁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
  三
 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,李四光青春焕发,扬眉吐气,感到腰板硬了,信心足了,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。他说:“就一个世纪来说,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,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至历史上出现以后,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,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,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。”
  1958年12月,党组织根据李四光的申请和表现,由何长工、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。这位身经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,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。当时已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,竟说自己“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,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”。他似乎浑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,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。
 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,很多人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,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,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。李四光在1920年代初就把“原子裂变”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,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,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。19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,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、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。这项工作,后因战乱和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。
  1953年夏天,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,朱德、李富春等也在那里。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。有一天,在北戴河海滩边,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。当地渔民告诉他,日本人占领时期,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。当夜,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,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,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。朱德提出,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。
  第二年,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,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,这等于延续了他1930年代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。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:“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‘油’和‘铀’两种矿。”
  1955年1月15日,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,听取李四光、刘杰、钱三强的汇报。他在会上问李四光:“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?”
  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,答道:“有。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,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,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。”他们给中央领导人现场测量,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,就产生了信号。
  毛泽东见状很高兴,说:“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,进一步勘探,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。过去几年,其他事情多,还来不及抓这件事。现在是时候了,该抓了。我们只要有人,有资源,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。”
  此后,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,是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(主任为陈云)、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。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,还直接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讲解、做部署,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,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、品位高的铀矿床。
  1964年10月16日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。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,是不难推想的。
  四
  李四光回国后,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。1960年代,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,他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,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,便放弃了。此后,他亲自选址、设计,并由国家建造了在紫竹院北面的小楼。是一幢两层小楼,总建筑面积989.1平方米,有院墙环绕,院门朝北,楼门朝西。院内曲径通幽,有假山、喷泉、果木点缀。
 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,择地而居,必然捎带关及“水土”,选象鼻子沟如此,选此地也是如此。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,这里不失为一处“风水宝地”:门前是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。有人测量过,这棵树周长9.8米,树高约27米,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。传说当年李自成打北京时,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。李宅正南是紫竹院,西面是万寿寺,北面是法华寺,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,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、明朝大太监刘瑾,以及辽代的什么人物。
 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,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。他在这里生活、工作、做学问。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,常在家里召开;何长工、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,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,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,四周是书橱和沙发,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。靠窗一侧,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,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。
  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,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,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,向李四光汇报时,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,也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,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。
  1965年,李四光被确诊患动脉瘤。他自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希望有生之年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。然而,虽然李四光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的保护,但也免不了受到干扰。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李四光坚守在领导岗位上,经常找有关业务部门和基层的同志了解有关情况,开展有关工作。
 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区。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很重视,还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,他就亲任主任委员。1966年3月8日,河北邢台发生七级以上地震。灾区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,周恩来几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事情,李四光都参加了。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,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。
  受周恩来两次到邢台视察的强烈感召,李四光也到了邢台地区考察,取得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他提出,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,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“敌人”的潜伏场所,并监视它的活动,为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服务。
  1968年,盛传北京将发生强烈地震。一天深夜,李四光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。他赶到会议厅时,已是凌晨两点了。周恩来请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。这次会议是研究国务院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,说当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,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居住。事关重大,周恩来把李四光请来,就是想听听李四光的意见。 李四光仔细听了有关方面的汇报,又给北京地区的一些观测站打电话询问是否出现异常现象,各地都回答尚无异常现象。这时,李四光才对周恩来说,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察,有大震,一般都会有变化。根据北京各观测站观察的结果,当天晚上不一定要发出警报,当然要密切注意。
  周恩来觉得李四光的分析很有道理,就同意了李四光的意见,当晚没有发出警报。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,北京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动。
  李四光的科研成果为党中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也引起了毛泽东等的注意。1969年5月的一天,李四光被毛泽东找去谈话。他们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。临别时,毛泽东对李四光说:“我很想看你写的书,能不能送几本书给我。”他请李四光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。
  李四光问:“您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?”
  毛泽东用手画了一个大圈说:“就是你研究范围的资料。”
  李四光非常感动,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科学事业的关心。因此,李四光亲自选编了七项科学资料送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。
  李四光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、院士(原称学部委员),全国科联主席、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、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,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副主席。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,不光散文写得好,旧体诗写得好,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,同样写得“有声有色”。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,尤好小提琴。1920年,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8开12行五线谱纸,谱写小提琴曲《行路难》,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,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。在近80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,这首小提琴曲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。它的面世,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。
  李四光待人和蔼、慈祥,不摆架子,无论对下属,对身边工作人员,对保姆,都一视同仁。因而,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,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,无所顾忌。但这不意味着他放任大家,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。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。
 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。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,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,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。逝世的前一天,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:“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,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。”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给儿女留下遗嘱,谈的是他最近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、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。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!
  1971年4月29日,李四光病逝,享年82岁。周恩来在李四光追悼会上含泪读了他的这封遗嘱,听者无不为之动容。在追悼会结束时,周恩来指示李四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,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,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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